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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转到人生的背面去看人生

2017-03-11 吴伯凡 伯凡时间



活在世上,

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

大多数人只是在世上,

但并没有活过。

 

 

伯凡时间的朋友们,大家周末好!

 

这个周末我们来结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应该算是一个熟人,但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顶多只是偶尔听说过,对于这个人真正的所思所想所为,可能并不太了解。

 

有一段时间我很奇怪,我经常会在一些商业和财经杂志上看到这个人的名字,看到有人引用他的话,而这个人可以说是对商业、对政治,对一切普通人感兴趣的事情他往往都不感兴趣,但偶尔我在那些乏味的商业和财经文章里看到他的话时,会觉得耳目一新,有时候甚至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这个人就叫王尔德。

 


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他并不是一个很久远的人物,事实上,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19世纪,在20世纪将要来临的时候,他非常凄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出生在1854年10月,但在1900年11月30号一个旅馆里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客死他乡,尤其是在客栈在旅馆里去世,对一个人来说是相当悲惨的事儿。

 

我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看到一篇讲并购的文章里,开头就引用了一句王尔德的话:“男人结婚是因为疲惫,女人结婚是因为好奇,结果双方都大失所望”。

 

这句话用来形容很多的并购案是非常之贴切的。在很多的商业并购案中,被并购的那一方常常是因为它自身对现有的业务已经感到厌倦,感到已经没有太大的前途,而并购的那一方对它却怀有无限的好奇。结果并购以后才发觉这场灾难其实才刚刚开始,所以85%的并购案都会出现问题的,甚至是完全以失败而告终。

 

王尔德有很多名言,我最早听到他的一句名言是:“一件东西被认为是邪恶的时候,就永远有魅力;只有当它被认为是庸俗、低能和失败的时候,才不流行。”

 


在王尔德看来,禁忌即是诱惑。一件事情如果是禁忌的,大家表面上往往认为它是邪恶的,但我们内心里常常是暗中迷恋的,所以当一个东西越是被认为是禁忌,越是被认为邪恶的时候,就越会有更多人去尝试;只有当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庸俗的时候,或者说已经变成唾手可得,犹如家常便饭之时,大家才会对那件曾经被认为是邪恶的事情不再迷恋。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社会风俗史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类似的事情。王尔德是一个富有才华同时更富有自信的一个人,他的自信常常会让人“不舒服”,而别人的不舒服又常常让他觉得非常“舒服”,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一次在过海关的时候,海关的人员问:你有什么可以申报的东西吗?他说:“除天才之外,一无所有”。

 

他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才华、充满自信,同时也就自然不那么讨人喜欢的一个人。有一次,他在伦敦做一个演讲,演讲效果非常好,他说了一句话以后,下面是一片欢呼声和掌声,但等掌声停下来的时候,他问了一句话:“我刚才到底说错了什么,为什么下面掌声雷动呢?”——可以想象,下面又是一阵掌声。

 


他就是那么一个富有才华,桀骜不驯,并且在这种才华和桀骜不驯当中自得其乐的人。在我看来,他属于那样一种人——能够一眼看到生活的底牌。他在与人的交往当中,他在观察人、观察事物的时候,能够在一瞬间看到这个人、这件事儿最底色的东西,一方面,你会佩服他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他会让你感到“不舒服”。

 

也就是说在他的思想、在他眼光里,有一种X光机制,能够让一切表面遮掩都变得无济于事。当他说出他的判断、说出他的洞见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一种智慧的快感——如果你不是当事人的话,但假如你是,当你面对这样一个明察秋毫、一眼见底的人之时,你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和不安全感。

 

我观察到这样一种事实——在文学史和在思想史上,有一些像王尔德这一类非常了解生活、洞察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活往往是不幸福的,他们的结局往往是悲惨的。就像我们在一些神话预言里看到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偶尔洞察了天机,得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的话,灾难也就随之降临到这个人身上。可能造物主不太喜欢那些看懂它底层代码的人,如果真有人有幸或者说不幸看到了这样的底层代码,老天常常是不太愿意放过这样的人的。

 

好多年前我看莫扎特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对其中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电影当时的情景是:有一个人在旁边听着莫扎特的演奏,他被莫扎特的音乐深深的打动,于是他说了一句“这样的声音只能是来自天国”。

 


这在我们中国也有句话与此相似:“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那个人说“这样的声音只能来自天国”,他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他从天国偷来了这样美妙的乐曲,上帝是一定不会容忍的,所以莫扎特在他创作最辉煌的时期,37岁,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人最鼎盛、最黄金的年华,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与莫扎特一样,王尔德也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他出版了很多富有才华的作品,每当我们看完一部他的作品的时候,常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他为什么写得那么少?比如说,他写了一部《不可儿戏》,这部戏剧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拿出来看一下。

 

那是一种很高级的娱乐,看完以后我都有一种感叹,剧本还可以这样写,还可以写得如此之精妙,几乎每一个字每一段话都是精雕细刻的,但是读起来却又是如此浑然天成,我记得诗人余光中说:“这是一部可爱又可恨的作品,可恨之处就在于它就这么一部。”

 

因为他富有才华,因为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所以骨子里面对没有才华的人、无趣的人有一种天然的蔑视,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了。当王尔德具有这样一种性格、持这样一种处事态度的时候,他注定是没办法跟这个世界和解的,注定是以一种挑衅的态度、挑剔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和世人的,这是他的才华之所在,同时也是他的不幸之所在。

 


他的作品总让人觉得有点惊世骇俗,总让人觉得有点另类,而他这种另类当中又散发出某种光彩,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王尔德为什么是一个著名的同性恋者。当然,在他们那个年代,同性恋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因为性取向的原因,在监狱里头呆了几年。

 

我们知道独一无二的数学天才、计算机天才——图灵,也是因为同性恋遭到了法律的严惩。今天回想起来会感叹,同时也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庸人们在事不关己的时候常常也在呼唤天才,也希望这个世界上有更多出类拔萃、别出心裁的人,这样的人越多,改变世界才越变的可能。

 

但是说老实话,我们普通人对天才常常是一种“叶公好龙”——准确的读法应该是“叶(shè)公好龙”的一种态度。我们希望这样的人,但是当这样的人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非常恐惧、非常不舒服,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的希望他消失,甚至是残忍的将他从这个世界上移除掉。

 

前面我们说到在王尔德46岁时,无比凄凉的病死在一个旅馆里,他在去世之前说了一句话:“墙纸越来越破,而我越来越老,两者之间总有一个要先消失的”。这句话可能就是在他住的旅馆房间里说的,听起来真是非常凄凉。

 


说到王尔德,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中国的作家——张爱玲。张爱玲是很多文艺青年誓死捍卫、誓死迷恋的一个作家。我自己也曾经非常迷恋她,应该说现在也还会时不时翻看她的作品,但我现在要说的是,张爱玲可能跟王尔德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同一类作家。

 

她也是那种看透了生活的底牌的人,能够压倒声浪发出不可忽视的议论,她的洞察里总是包含着一种让我们佩服和惊叹的洞察力,与此同时,她的这种洞察力里也包含着一种让我们不寒而栗的真实。

 

事实上,真实的东西常常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寒冷,我们以前讲安兰德的时候提到过王国维的话:“这个世界上有两类思想家,一类是硬心肠的,一类是软心肠的。硬心肠的思想家的观点常常可信不可爱,软心肠的思想家的观点常常可爱而不可信。”

 

我们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动物,正如王尔德所说:“人是理性动物,但当他被要求按照理性的要求行动时,可又要发脾气了”。

 


这真的是有点悖论,有点荒诞,但我们人就是这样。张爱玲的很多话听起来跟王尔德是一个格调,比如说那段著名的关于红玫瑰和白玫瑰的议论,那段话你听过看过之后都会忘不掉,或者说她把一些事情给说绝了,她的想法里包含着一种冷酷甚至是残酷的意味,但这种冷酷和残酷里头又包含着某种独特的美感。

 

说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张爱玲还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她说:“男人总是在一夫一妻的法律下寻求着一夫多妻的痛苦;女人总是在一夫多妻的事实下维护着一夫一妻的道德。”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让我们细思极恐,越咀嚼越觉得它有道理,同时我们也能从这样的话里头感受到一种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意味。

 

有人说张爱玲是看透了生活、看透了婚姻的底牌,所以她的婚姻是不幸福的。我不知道这二者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是因为她的婚姻不幸福,所以她看到婚姻的底牌,还是因为她知道了她不该知道的东西,所以老天要惩罚她?——这是一个可以一直讨论下去的问题,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回到王尔德。

 

王尔德说:“活在世上,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大多数人只是在世上,但并没有活过”。

 


在王尔德看来,活着,感受到生命、感受到生活,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一件常人的感受力和智力都无法胜任的事情。常人只是表面上活在世上,实际上只是在世上,但并没有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活过。

 

春节过后,我往返了欧洲两次,比如说巴塞罗那这个地方我以前去过几次,这次去感受有点很不一样,我突然发现我以前只是来过,但并不知道巴塞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样,维也纳这个城市我也去过多次,只有到后来,当我不再是做为一个观光客,不再是到处拿着相机在拍照,也用不着想着去宾馆收拾行李第二天早上要赶飞机,只有在那种状况里头,我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在维也纳这样一个非常迷人的城市里呆过几天,而不只是到过那个城市,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也是如此。

 

王尔德还有一句话:“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

 


这句话说的很愤世嫉俗,但还确实是洞见了本质,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我觉得在当今的世界上,人可以分成很多类型,但是如果简单粗暴又有效的分类的话,我觉得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看见一个东西马上会不自觉的问这多少钱;还有一种人是看见这个东西以后他会观察甚至是会去凝视这件事物。

 

他能够至少是在某一个时段、某一个瞬间,能够将价格之内的考虑抛诸脑后来感受这个世界,可惜的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真的是知道所有东西价格的人越来越多,而知道任何东西价值的人越来越少。

 

作家,尤其是知名作家,他们跟财富的关系非常微妙,一方面他们对于财富、对于世俗价值有一种天然的距离感,与此同时,他们跟财富又很近,他们跟那些贫穷潦倒永远在地下室里头做着文学梦的那些文学青年和文艺老青年不一样,他们在接触财富,甚至在拥抱财富。


所以他们跟财富的关系是一种虽远还近、欲去还留的那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他在思考财富问题的时候有一个优势,比较能够以平常心来看待财富。

 

有人说拥有金钱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让你明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是用钱买不来的。这句话听起来是有点要找打的意思,尤其是那些不那么有钱的人听了这句话是会很不舒服,但这句话也不无道理。

 


今天都在讲财富自由,因为很多人财富都很不自由,如果大家真的是自由的时候,就不太会想到自由,就像我们无时无刻都不能离开空气,但是我们很少感受到空气,真正经常思考自由的人,热爱自由的人往往是那些关在监狱里的人。

 

像王尔德,尤其是当他的名声和成就处于这种顶峰期的时候,他能够用平常心来看待财富,这是当他拥有财富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没有人富到可以赎回自己的过去”。

 

这是一句仔细想很有道理,但也很可怕的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多人盼望拥有财富,有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要赎回很多东西,去找补很多未遂的愿望、未遂的梦想。


已经流行了多少年的那个段子:等咱有了钱就买两辆车,一辆奔驰一辆宝马,开一辆拖一辆——从这样的话里,我们都感受到了某种赎回的意味,就是终于有机会把我所受的罪、受的苦能够赎回来了。


我作为一个人质被扣押在贫穷区里头的,终于有权利、有机会让自己从这个地方把自己赎回。我看到很多消费,尤其是那些一夜暴富的人的消费,都具有某种暴富性消费的意味,这里头也包含着一种赎回的意思,但其实你的过去是赎不回的。

 


有一个某省首富在某大学里头演讲,说了一句听起来很矫情,但我觉得是发自心底的话。他对台下的那些年轻的学生说,“你们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想把我所有的财富跟你们做一个交换,你们拥有财富,而我拥有年轻,但我做不到。”

 

武则天当了皇帝以后跟上官婉儿说过一句话:我好想用大周朝的江山换你几岁的青春——可是,这也只能是说说而已。王尔德看到了生活残酷的那一面,尤其是看到了富人生活的残酷的那一面,就是你赎不回自己的过去。

 

但人就是这样,“人是理性动物,但当他被要求按照理性的要求行动时,可又要发脾气了。”人在获得了财富的时候,常常会无望的设想如何赎回他自己的过去。

 

马克·吐温在他的小说里写到过一个情节,有一个流浪汉,终于有一天受到富人的垂顾,让他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有一天他突然跟富人说,我不愿意过这种生活了——他说,以前我街头露宿的时候,我晚上做梦常常是梦见自己躺在一张无比舒适的床上,可当我今天躺上这样的床上的时候,我天天做梦,梦见的总是露宿街头。

 

可以说人性的这种悖论表现在许多方面,所以王尔德说:“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其实这句话最早是来自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他对天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善于观察天象的人,有一天晚上他在仰望星空,看着天上的星星时入迷了,走着走着一下子掉到了一口井里头,还好那井不深,也没多少水。后来他说了一句话,说:“哲学家可能常常是这样的人——一心想着头上的星空,却不小心掉进了地上的井里,人常常是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纠结。”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头说:宝玉和黛玉不能够终成眷属,是悲剧中的悲剧,钱钟书先生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如果宝玉和黛玉真的终成眷属了,那才是悲剧中的悲剧。

 

我们可以想象着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难怪有一个负能量的段子说:好的婚姻和不好的婚姻,唯一的差别就是你是选择跟长得好看的人吵架还是跟长得不好看的人吵架。

 

王尔德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他说:“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没有得到我们所想要的,另外一种是得到了我们所想要的,无论得到还是得不到,都是悲剧”。

 


想明白的人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也许没有对错,永远不过是将错就错。尤其是在婚姻里头,选谁你可能最终都会觉得是错的,那你能做的是什么呢?

 

明智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借假修真。不开悟的人,或者说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的唯一的区别可能就在于:聪明人知道他没有做的那种选择也许是错的,而不聪明的人总是觉得自己没做的那个选择是对的。

 

王尔德是这种聪明到常常是能够灵巧的转身到生活背面去看生活的人,而我们普通的人是没有这个幸运的,也没有能力到生活的背面去看一下生活。

 

他的很多话都体现了这一点,他说:“世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议论更糟糕,那就是没有人议论你”,还有一句类似的话,“奚落是庸才对天才的赞歌”,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又没有人来奚落你、没有人来冷嘲热讽你,这就证明你不是一个天才。

 

网上有很多的关于同学会的段子,其中有一个段子说,当你遭到别人非议、遭到别人痛骂的时候,你想想你的同学会,你会不会去痛骂、诽谤那些比你过得差的同学?因为你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更没有精力去关注那些过得比你差的人。那谁会去关注?一定是那些过得比你差的人,他才会以奚落、嘲笑、痛斥的方式来关注你。这话听起来有点市侩,但里头还是包含了某种道理。

 


前不久我在《伯凡·日知录》讲到过“冒充者综合征”,冒充者综合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当这个人已经获得了某种成就和地位的时候,会遭到很多人吐槽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很心虚,如果这个人感到了某种心虚,感到这些骂他的人说的很有道理的时候,他可能意味着已经患上了“冒充者综合征”。

 

被人非议其实是一种特权,当你不被人非议的时候,你别偷着乐,因为你可能暂时还不具备某种资格,当然这听起来有点自我安慰的意味,我只是想和大家一起共勉。

 

当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把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东张西望,而要专注于做你眼前的这件事情,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或者你处在一个位置上东张西望,非常在意别人议论的时候,这就恰恰证明了他们的非议,那就是“你不配“。

 

王尔德好像自己没有孩子,但是他好像对于孩子的问题很关心,我想道理应该是这样的:即使一个人他没有孩子,但是他自己是做过孩子的,他不是谁的父亲,但至少他有过父亲,所以王尔德对于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感悟的。

 


我记得龙应台说过一句话:父母是有任期的,父母对孩子的权利是一种期权。你不要以为你是他的父母,就一生都是他的父母,你暂时对他具有某种权利的时候,你以为你终生都对他有某种权利,其实做父母也是有任期的,不幸的是,很多父母其实自己已经从某个权威的位置上下岗了,但自己还不知道,还在那儿发号施令了,所以就会让别人痛苦,让自己尴尬。

 

王尔德说:“孩子最初爱他们的父母,等大一些的时候就会评判他们的父母,然后再大一些的时候,他们会原谅他们的父母”。你是爱父母,还是评判父母还是原谅你的父母,其实这种不同的心态就表明了你处在不同的年龄段。

 

王尔德始终是认为有趣和美是最高的标准,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作品是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的,只有美的或不美的,或者说只有有趣的和无趣的,他对人的评价也是这样,他说:“把人分成好和坏其实是很荒谬的事情,人只有两种,要么迷人,要么乏味”。

 

世界上只有这两种人,这个分类一看就很偏激,但我们有时候采用这个分类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明白很多事情,人生苦短,世界上的人也很多,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时间用于跟那些乏味的人打交道呢?

 


我们说过王尔德是能看到生活底牌的人,他是看到了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的底牌,他对大家孜孜以求、津津乐道的事情常常流露出一种发自心底的厌倦,比如说时尚,他是最不感兴趣的,他对时尚有一个定义:“时尚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丑陋,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每六个月就换一次”。

 

就像一个人并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的时候,他就会不停的换衣服,换来换去,说白了还是一身很丑的衣服,但是心里头总是抱着一个妄念——下一件衣服肯定比现在这个衣服好。

 

这话说的不仅仅是关于衣服的事,在职场上总能碰到那些面霸,他们最厉害的职业技能就是接受各种各样的面试,每一次面试都很成功,然后在那干几个月以后发现自己有“多么痛的领悟”——我不适合这份工作,或者这份工作不适合我,于是就想着如何再换一份工作,这样的人会一辈子跳来跳去。

 

有句话叫“滚石不生苔”,总是跳来跳去的人不会有太好的成长。什么“树挪死,人挪活”,这话千万别太当真,有成长性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盯住目标不断的调整方法;而职业性的Loser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变换目标,然后死死守住自己的方法不变。

 

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不可避免的就会觉得高处不胜寒,有很多天才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尼采说:“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在他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尼采还说过一句话:“我们飞得越高,在那些不能飞的人的眼里我们就越渺小。”

 


我想王尔德听到这样的话,一定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很巧的是王尔德和尼采都是在同一年去世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过交往,他们都是最后由于找不到自己的同伴,同时内心里头又很想找到自己的同伴,所以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孤独耿耿于怀,同时又沾沾自喜。

 

自命清高的人一定内心里头有一种不甘清高、不甘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行走的念头,与此同时,他又不甘去合群,不甘融入到众人中去,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自言自语。一方面要表达,另一方面又害怕表达,或者说觉得表达没用,这是他们写作发言的一个基调。

 

所以王尔德说:“我喜欢自言自语,因为这样节约时间,而且不会有人跟我争论”。

 

王尔德很怕争论,因为他认为绝大多数的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所谓的争论不过是两个人假装就一个话题在那自言自语,所以与其那样去费力的自言自语,还不如干脆选择一个人在那儿自言自语,不如逃离和规避众声喧哗的广场,回到自己的房间,哪怕是这个房间只是一个旅馆的房间。这也许就是这些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天才们的宿命。

 


我说过,一篇文章、一本书都可以说是一种药,中医里面讲百草皆药,任何一种草都可能是一种药,只不过它是针对不同的病症。百草皆药,百药皆毒,是药三分毒吗。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也应该保持这样一种警醒,如果说开卷有益这句话是对的,那么一本书、一篇文章或者一个人的思想之所以对我们有益,是因为我们身上具有某种病症,它能治我们的某种病。

 

书当然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药;一种是粮食。有些书是可以当饭吃的,而有些书只能当药使。王尔德的书,可以说是典型的药,它能治我的病,当然是药三分毒,吃多了一定会有害,我们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来读这一类人的书,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受益匪浅,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警醒的话,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受害非浅。所以说到最后,我想提醒大家:文章有风险,读书需谨慎!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伯凡时间,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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